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成为重塑市场竞争格局的重要工具。作为全球社交网络的巨擘，Meta（原Facebook）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数与跨平台数据整合能力，构建了一个覆盖社交、通信、广告的生态系统。早在2009年，Facebook已超越Myspace等平台，成为美国使用最广泛的在线社交网络服务。2021年，Facebook正式更名为Meta，以整合旗下“应用与技术，统一于新品牌”。Meta产品“家族”有四大应用：Facebook、Messenger、Instagram和WhatsApp。
本文以Meta的数据垄断问题为研究对象，拟从数据驱动型的市场界定、数据控制权重构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以及数据垄断行为的跨市场传导三个维度，解构全球数字经济反垄断治理新趋势下的逻辑架构，通过美国、欧盟、德国的司法和执法实践，剖析传统反垄断框架在数字经济时代应对数据垄断的适应性需求，并探讨合规策略的演进方向，以期为中国规范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秩序的立法以及司法和执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美国FTC诉Meta案：分析功能替代性时更加注重数据驱动下的独特性和差异化及由此产生的数据生态系统
2020年12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起诉指控Meta滥用其在个人社交网络（PSN）服务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等潜在市场竞争主体限制竞争，涉嫌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构成垄断维持行为，并据此请求法院颁发行为禁令，并剥离Instagram和WhatsApp（No. 20-3590 (JEB)，下称“美国FTC诉Meta案”）。此次美国FTC诉Meta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相关市场的独立性论证。FTC主张将相关市场界定为“美国境内的个人社交网络（PSN）服务”，即通过共享空间实现人际关系维系与亲友内容分享的在线服务，而Meta则否认该相关市场的定义。其中重要的一方面是，存在一个更广泛意义的社交媒体市场，这个更广泛意义的社交媒体市场包含了如TikTok、YouTube在内的媒体平台。是否将这些更广泛意义的社交媒体平台纳入相关市场，对最终认定是否构成垄断至关重要。
为证明本案PSN服务市场有别于更广泛意义的社交媒体市场，FTC应用了布朗鞋案确立的“实用标志”理论，结合功能可替代性以及需求交叉弹性原则进行论证。围绕“朋友和家庭之间的连接和分享”这一PSN服务的核心特性，FTC通过产品设计以及用户使用动机和习惯等方面，证明Meta在案涉相关市场功能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Meta旗下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通过实名认证机制、好友推荐算法及个人时间线等设计，构建了以真实社交关系为核心的交互场景；这些真实社交关系为核心的交互场景和交互行为以数据方式沉淀在Meta平台。另一方面，用户使用动机调查及相关内部数据显示，用户习惯上普遍将Facebook和Instagram视为连接亲友的主要平台，并且，随着具有如此特点的使用数据在平台沉淀，反过来会强化用户的这一动机和习惯。而TikTok、YouTube等泛娱乐平台因缺乏社交图谱的深度数据沉淀，无法形成有效替代。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用户有依赖性的真实社交关系映射的数据生态系统。
法院在审查中亦采纳了行业高管证言、市场调研报告及Meta内部文件，进一步印证PSN市场在功能维度的独立性。
事实上，法院也指出，本案争议的核心——实际上也可能是最终审判时决定案件走向的问题——是FTC是否已经充分界定了一个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相关市场”。FTC凭借对PSN服务本质功能与用户价值的深入洞察，通过聚焦Meta旗下社交平台的核心功能特性，以基于数据驱动性的“独特性和差异化”为逻辑主线，构建并论证了一个独立于泛社交媒体市场的“个人社交网络（PSN）服务”市场，为推进后续垄断行为审查奠定关键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在应用“实用标志”理论中的“价格变化敏感度”测试时，FTC引入非价格维度SSNIP测试以应对PSN服务市场的零对价问题，将“广告负荷增加”“隐私条款收紧”等服务使用成本变量纳入需求弹性评估体系。结合Meta曾公开承认会根据用户对广告敏感度调整广告负荷的事实，FTC据此指出，Meta能够针对其核心用户提高服务使用成本或使用其他歧视性策略（如定向提高广告负载率），而无需担忧用户流失，这一现象也能表明相关用户几乎没有其他替代品。
（二）德国卡特尔局处罚Facebook案：多边市场中一侧名义零对价视为市场交易以适应传统反垄断分析框架的创新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下称“卡特尔局”）对Facebook（现Meta）的反垄断调查，聚焦于社交网络服务的市场界定与数据垄断行为的关联性论证。卡特尔局在裁决中将Meta的核心产品定义为“身份基础的社交网络服务”（Identity-Based Social Network Service），其功能本质在于通过实名认证机制与社交图谱构建，协助用户维系真实人际关系并进行日常互动，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工具。
在卡特尔局处罚Facebook案（卡特尔局第六决策部门作出，案号B6-22/16，下称“德国卡特尔局处罚Facebook案”）中，关键突破在于对免费服务市场属性的法律认定——尽管私人用户无需支付货币对价，但其通过投入时间、注意力及让渡个人数据换取服务使用权的行为，构成《德国反限制竞争法》（GWB）第18条第2a款所规定的“经济交换”实质。据此，卡特尔局认定Facebook的运营符合竞争法意义上的市场交易行为，其商业模式通过数据资源的采集、加工与商业化实现闭环盈利，与传统交易模式具有经济等效性。
本案中，如同上述，卡特尔局基于认定Facebook提供的是一种身份基础的社交网络服务，其核心功能是帮助用户维系真实关系网络，并进行日常互动，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工具，在相关市场界定层面，卡特尔局以Facebook“广告融资网络”为核心产品，系统剖析了多边用户群体的交互结构，论证了多边市场机制下相关市场的界定。
私人用户侧：作为平台基础服务对象，其需求集中于真实社交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具体体现为好友搜索、群组内容分享及隐私化互动场景。尽管服务表面零对价，但其通过投入时间、注意力及让渡个人数据换取服务使用权的行为，构成《德国反限制竞争法》（GWB）第18条第2a款所规定的“经济交换”实质。据此，卡特尔局认定Facebook的运营符合竞争法意义上的市场交易行为。
广告商侧：Facebook通过算法引擎将私人用户数据转化为定向广告投放能力，为广告商提供精准触达服务并收取费用。因此，除广告位费用外，广告商支付的实质是对用户注意力和数据价值的购买，其交易有赖于Facebook对私人用户数据的控制。
衍生服务商侧：内容发布商与第三方开发者虽可借助Facebook平台扩展业务，但其需求本质依附于核心产品。例如，内容发布商依赖Facebook的社交网络发布内容、与用户互动、收费并收集用户行为信息；第三方开发者则通过社交图谱接口获取流量，二者均对于Meta的生态体系具有高度依赖性。
各方与Facebook之间产品的关联示意如下：
卡特尔局明确强调“这些不同用户群体之间不能被视为统一的市场一侧”。私人用户的社交需求、广告商的商业目标及开发者的工具诉求具有本质差异，平台的核心价值始终锚定于私人用户侧的社交服务。
（三）欧盟委员会处罚Meta案：市场支配力跨市场传导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影响
欧盟委员会处罚Meta案（案号CASE AT.40684，下称“欧盟委员会处罚Meta案”）中构建了三级相关产品市场模型，揭示了数据垄断在社交、广告及交易领域的传导路径。欧盟委员会将相关市场界定为：个人社交网络服务市场（涵盖混合型社交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在线展示广告市场；在线分类广告服务市场（OCAS），并通过数据流动分析论证三者间的关联性与支配力传导机制。
尽管社交媒体平台的所有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通信和内容互动，但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可能服务于不同的目的。相较于其他平台，某些社交媒体平台更专注于特定形式的用户活动和用途。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个人社交网络服务构成了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下的一个独特类别。个人社交网络服务的独特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个人社交关系”，该目的的实现有赖于以下重要因素：详细的公开或半公开用户资料；反映这些资料之间联系的社会图谱；以及用于互动的共享社交空间。
Meta主要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两个核心平台上提供在线展示广告服务。在线展示广告市场的竞争实质是数据精准度与算法效率的角逐，广告商支付的实质是对用户注意力与行为预测能力的购买。而Meta可通过“Meta商业工具”（如网站端的Meta Pixel、应用端的Facebook SDK），追踪用户行为数据（如网站访问、应用使用、点击后购买等），并提供效果量化（如点击率、转化率），以便根据广告商的需求（如兴趣、人口统计特征、位置等）实现精准定向投放广告。事实上，Meta的算法精准度仍高度依赖社交数据与广告数据的积累和反馈。
OCAS市场的认定则体现出欧盟委员会对跨市场传导效应的警惕。尽管Facebook Marketplace在功能层面对标传统分类广告平台，但其竞争优势实质源于与社交生态的强制捆绑：Meta通过News Feed信息流优先推送Marketplace内容，并利用社交数据（如用户地理位置、兴趣标签）优化商品匹配效率。这种“流量倾斜+数据赋能”的策略，使Marketplace无需承担独立平台的获客成本，却可获取社交用户的天然转化红利，构成对公平竞争秩序的实质性破坏。
简单来说，个人社交网络服务市场聚焦私人用户关系维护，社交媒体平台在线展示广告市场侧重广告投放效率，而OCAS市场专注于交易撮合。
以上三案，虽然相关市场模型有所不同，但是在核心问题的论述上采用了相似的理论及逻辑。例如，针对零对价服务的竞争效应评估，三案均摒弃传统价格弹性分析框架，转而以数据成本（如广告负荷、隐私条款）或其他非价格因素作为替代性评估的核心变量。其次，除美国FTC诉Meta案主要涉及预防性收购行为，暂未涉及上下游或其他关联市场外，欧盟委员会处罚Meta案以及德国卡特尔局处罚Facebook案均涉及上下游或关联市场，将个人社交网络市场分解为多边市场，体现了Meta通过社交数据的聚合与算法协同，将其在个人社交网络市场的支配地位传导至相邻市场，即存在数据垄断的跨市场传导效应。
市场支配地位的维度革新：从传统营业收入到用户活跃度，再到数据控制权
（一）市场份额的维度创新：用户活跃度（DAU/MAU）的应用
如前所述，基于社交平台多边市场中一侧市场的零对价属性，在数字经济领域，传统以营业收入或货币交易额为核心的市场份额计算模型面临挑战。针对Meta等社交平台零对价的属性，美国、德国及欧盟执法机构将日活跃用户（DAU）、月活跃用户（MAU）等作为市场份额的核心衡量指标，构建了适配免费服务特性的新型分析框架。
在欧盟委员会处罚Meta案中，欧盟委员会指出，在免费服务场景下，平台面向用户的一面不会直接产生收入，因此无法以货币价值来衡量用户面的市场力量，此时，用户规模而非货币收益构成市场力量的核心来源：其一，社交平台的网络效应强度直接取决于活跃用户基数，用户数量与平台价值呈指数级正相关；其二，广告商的投放决策高度依赖用户触达规模，DAU/MAU构成其评估平台商业价值的关键参数。
德国卡特尔局处罚Facebook案则依据Facebook在德国境内的DAU/MAU数据，强调其“压倒性”的活跃用户覆盖率。此外，市场份额作为动态因素在评估市场地位的可持续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快速增长的行业中，占据主要市场份额有时可能是短暂的，并不一定表明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依据《德国反限制竞争法》（GWB）第18（3a）条，若某企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显著市场份额优势，且自我强化的网络效应导致竞争对手逐步退出市场，则可初步推定其具备“不可逆的竞争优势/倾斜威胁”，并形成显著的进入壁垒。
在美国FTC诉Meta案中，美国FTC则通过三类数据源交叉验证Meta的市场支配力：其一为Meta自行披露的运营数据，其二为第三方监测机构（如Comscore、data.ai）的独立统计，其三为FTC采购的专项调研数据。FTC将前述数据用于计算DAUs（日活跃用户）、MAUs（月活跃用户）、Time Spent（使用时长）等指标，并协同分析得出结论：2011年至2022年间，Meta在个人社交网络（PSN）服务市场的DAU/MAU份额持续介于62%至100%，显著高于60%的垄断推定门槛。尽管Meta抗辩称部分数据存在“重复计算”瑕疵，但其未能提供足以推翻核心结论的相反证据。
市场壁垒（Entry Barriers）是证明垄断力的另一重要因素。市场力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必须是“持久的”（durable）——换言之，只有当市场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时，在位企业的市场力量才可能长期维持。反垄断意义上的进入壁垒被定义为：任何使市场中现有企业能够获得超出竞争水平收益，并阻止外部企业及时进入市场的因素。参考美国FTC诉Meta案，市场进入壁垒主要可以分为网络效应、转换成本和资本成本三类。
传统网络效应强调用户基数扩大的价值增益，在个人社交网络（PSN）服务领域，拥有大规模用户网络的在位者天然拥有巨大优势。
与网络效应相对应的是用户转换成本或者说是“用户锁定效应”。传统转换成本多指向合同约束或技术兼容性问题，而美国FTC诉Meta案中，转换成本的本质是数据可移植性缺失。在德国卡特尔局处罚Facebook案中，卡特尔局的调查表明，Facebook通过构建以真实身份为核心的社交图谱体系，使得用户社交资本（如人际关系、互动历史、行为偏好）高度依附于平台架构，形成具有排他性的数据资产沉淀。卡特尔局特别强调 Facebook 在用户数据收集与分析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认为其获取的用户数据在广度与深度上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具体而言，Facebook通过四重数据捕获机制，构建精细的用户画像：（1）身份数据沉淀：依托应用规则获取的用户身份信息，例如真实姓名（真实姓名政策）、年龄、性别、关系状态、居住地、教育背景、职业、雇主、兴趣和爱好的信息；（2）行为数据捕获：通过跨设备追踪技术记录用户线上（例如发帖和其他互动）线下（例如地理位置和移动情况）行为轨迹，获取用户行为数据；（3）第三方数据整合：Facebook还从使用其开发者接口的第三方提供商处接收有关Facebook用户行为的详细数据，或通过第三方提供商的测量和分析工具，结合集成的接口和Cookie，向Facebook服务器传输IP地址、浏览器类型、访问的网站URL、访问时间等信息；（4）商业数据融合：通过广告商上传的消费记录等客户数据，完成商业场景数据的闭环补充。
此外，Meta还会利用“时间线”“照片墙”等功能将用户数据沉淀为“数字资产”，增强用户粘性。用户在好友图谱或兴趣图谱上投入的时间越多，未来就越难转向其他平台，一旦用户迁移，将导致社交图谱断裂及历史互动数据清零，这些共同作用，形成了用户实质性转换壁垒。这种身份绑定的技术设计，导致用户迁移需承担社交关系网络断裂、历史数据资产灭失、行为数据割裂等不可逆损失，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刚性的数据锁定效应。虽然在传统理论中，用户可在多平台间的并行使用以分散用户注意力资源，降低单一平台依赖度来制衡特定主体的市场支配力。但，由于社交网络服务的功能同质化倾向与数据资产的不可移植性，导致跨平台行为实质上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竞争平衡作用。
网络效应、转换成本进一步导致第三种进入壁垒：高资本门槛。传统资本壁垒关注资金规模与产能投入，而数字市场的资本门槛本质是数据获取与处理成本。新进入者不仅需投入巨额资本构建与Meta基本可比的数据基础设施，还要在缺乏足够收入支撑的情况下长期运营并实现扩张。相较于传统工业经济中规模经济主要源于固定资产的集约使用，数字平台的规模经济呈现显著的“数据→用户→收益”的正反馈特征：前端用户规模扩张不仅摊薄了算法开发、数据存储等固定成本，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积累，更是优化了服务体验，进而吸引更多用户加入，形成规模效应，且，Meta对于用户行为数据的实时获取与解析能力，使运营成本随规模扩大呈现边际递减特性。这种成本结构的特殊性，导致竞争对手的成本劣势：竞争对手的价格不仅必须至少与Facebook相当，还必须补偿转换成本，以激励用户更换平台。双方成本结构的非对称性，为主导平台创造了更大的优势。
除了前述市场壁垒外，创新机制在实际竞争中的失灵也可能进一步增加其他主体进入或拓展市场的难度。传统市场理论中，创新被视为制衡市场力量的重要机制——新进入者通过突破性技术或商业模式可快速瓦解既有巨头的竞争优势。然而，基于Meta既有市场地位，新进入者难以创新甚至进入市场。首先，多位证人在美国FTC诉Meta案中陈述，风险投资者对进入 PSN服务市场的初创公司兴趣日渐减弱。例如，MeWe的创始人就表示：“Facebook的市场主导地位几乎让我们不可能筹资。”这表明数据垄断已从市场结果异化为竞争前提——缺乏资源的企业可能尚未进入市场即被排除。其次，Meta模仿甚至完全复制竞争对手（特别是来自相同或邻近市场的替代品）功能的做法也可以构成进入壁垒。Facebook可以凭借其独特的用户基数，迅速开发并推出与竞争对手相似的功能并整合到自己的产品组合中来，以便维持其主导地位。此外，基于Meta既有用户规模以及技术/功能模仿能力的优势，Meta还可以获取用户反馈和数据以改进和完善这些功能。Meta对于技术与市场的强大控制力，实质上削弱了传统反垄断分析中“创新驱动竞争压力”的约束效力。
此外，在德国卡特尔局处罚Facebook案中，卡特尔局特别强调了数据对于市场支配力的影响。首先，数据的可用性和价值不仅在于数据本身，更主要的是由于数据组合和模式形成的结果。每类数据元素的自身价值及其附属价值会随着其他数据的增加而增加。典型应用即体现在，随着可用数据量的增加，算法对于用户行为的预测可以越来越精确，进而吸引新用户，这也可以视为数据自我强化反馈的一个体现。其次，由于案涉产品具有高度数据驱动依赖性，而对这些数据的访问权限是优化用户服务或为广告服务商实现精准投放的基础。最后，数据量的边际效应不太可能随着数据收集量的增加而下降。考虑到人工智能等业务前景，数据的应用领域可能进一步得到扩展。这将为市场进入创造额外障碍，因为大多数竞争对手无法收集到与Facebook相当规模的数据，或者具有类似详细程度的数据。这一进入壁垒进一步加剧了由直接网络效应产生的锁定效应。
垄断形态演化：数据垄断行为的传导机制与垄断效果的系统性扩张
上述案件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利用数据控制能力实施垄断行为的方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与传统垄断行为不同，Meta并非通过提高价格或限制产量压制竞争，而是通过系统性控制用户数据，借由用户注意力的定向引导与网络效应的指数级放大，构建难以打破的市场壁垒实施垄断，并在此过程中对用户权益形成实质性剥夺。
在德国卡特尔局处罚Facebook案中，Meta要求用户在注册时一次性同意其所有产品（如Instagram、Messenger）的数据共享条款，否则无法使用核心社交服务。同时，Meta通过嵌入第三方网站的追踪工具（如“点赞”按钮、Meta Pixel代码），持续收集用户在其他平台的活动数据，即使他们未登录或明确拒绝授权。这种数据采集方式违背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关于“自愿、明确同意”的基本要求。并且，跨平台数据合并既非履行社交服务合同的必要条件，也超出了用户合理预期，构成对隐私权的过度侵犯。另外，卡特尔局特别强调，当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其数据处理行为必须平衡自身利益与用户权益。而Meta将用户数据视为“免费原料”，用于训练算法、吸引广告商并巩固市场地位，这种模式已超出合理服务边界，构成对用户注意力和数字身份的不公平利用。
在欧盟委员会处罚Meta案件中，Meta的垄断机制与传统捆绑销售呈现出显著差异：（1）传统捆绑行为依赖价格杠杆或渠道控制，而Meta通过社交图谱数据与用户行为预测模型，实现Marketplace的精准流量导入；（2）Marketplace的买卖双方增长形成正向循环，而这种循环有赖于Facebook的既有用户基数与社交数据；（3）传统捆绑通常局限于单一市场，而Meta通过数据接口将Marketplace与其自有社交网络服务深度绑定，任何试图绕过Facebook生态的竞争对手，不仅面临用户获取难题，更因缺乏社交行为数据支持，难以实现同等交易匹配效率。简单来说，Meta通过社交数据的聚合与算法协同，将其在个人社交网络市场的支配地位传导至广告与OCAS市场，形成“社交数据沉淀->广告收益->交易赋能”的垄断增强回路。
以上案例表明，数据不仅是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生产要素，更可能由控制数据的市场主体通过网络效应、生态闭环、算法优化与跨市场传导等机制，将其市场力量从社交网络辐射至广告、电商等多个领域，形成垄断性质的“数据霸权”体系。
传统反垄断规制框架对数据垄断的适应性调整，本质上是工业时代竞争规则与数字生产要素特性的适应性调整。从美国FTC诉Meta案、德国卡特尔局处罚Facebook案及欧盟委员会处罚Meta案（下称“Meta系列案件”）可见，传统市场界定所依赖的功能替代性标准已难以适配数据驱动型市场的竞争逻辑。尽管社交网络服务在表层功能上可与视频平台、即时通讯工具形成局部替代，但Meta通过实名认证机制、社交图谱沉淀及跨平台数据整合形成的用户数据资产具有唯一性。此类数据资产不仅包含用户身份画像、行为轨迹与关系网络的历史积累，更通过算法反馈循环形成动态强化的闭环体系——社交图谱的排他性沉淀、用户行为数据的不可移植性及跨场景复用能力，共同构成数据垄断的实质壁垒。当用户社交资本与平台数据资产深度绑定时，即便存在功能相似的替代性平台，用户仍因社交关系网络割裂、行为数据灭失等迁移成本被实质性锁定。这种基于数据垄断的“生态闭环”效应，导致传统市场界定中“功能替代”的评估模型难以准确捕捉数据驱动型市场的竞争实质。
数据垄断的规制困境更体现于其跨市场传导的复杂性与自我强化的不可逆性。Meta系列案件表明，数据垄断力的形成已突破传统单边市场边界，依托跨平台数据聚合、算法协同与生态赋能的系统性控制能力，扩展到多个相关市场。以欧盟委员会处罚Meta案为例，Meta通过社交数据的商业化利用，将个人社交网络服务市场（PSN）的支配地位传导至在线广告与在线分类广告服务市场（OCAS），构建“数据收集→算法优化→用户粘性增强→商业价值增加”的正反馈循环。这种传导机制的本质，是通过数据要素的复用性、算法模型的通用性及多边用户群体的交互依赖性，在社交、广告、电商等关联市场间建立支配地位的“辐射网络”。尤为值得警惕的是，数据垄断的“滚雪球效应”颠覆了传统市场力量动态平衡的预设：用户基数的扩张不仅直接增加原始数据采集量，更通过算法模型的训练优化提升数据价值密度。例如，Meta利用Instagram用户的图像交互数据训练视觉识别算法，将其复用至Facebook Marketplace的商品推荐系统，形成跨品类的数据协同增益。此类技术性壁垒的自我强化特征，如不加以规制，可能形成“赢者恒赢”的锁定格局——即便通过分拆数据资产或限制数据收集范围等干预手段，亦难以消解既有的算法优势与用户行为惯性。
综上，在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范式的调适，需适配数据生产要素特性。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霸权”的治理难题，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应应充分考虑数据垄断产生的“数据控制权”对相关市场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并据此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适配。方法论层面，市场界定的分析框架应从功能替代的单一维度转向生态依赖性及用户锁定效应的综合评估。Meta系列案件表明，数据垄断的实质壁垒源于用户数据资产的排他性控制与跨场景复用能力，而不仅限于服务功能的不可复制性。执法机构在传统相关市场界定的理论基础上，还需关注数据流动路径、算法作用机制及多边市场交互效应。在规制路径层面，需推动反垄断执法从“事后惩戒”向“事前穿透”转型，将数据流动监控、算法透明度审查及生态影响评估工具嵌入审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