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邬国华接受了《中华儿女》的专访，以下为专访的部分节选。
《中华儿女》:您在回国后短短5年的时间内，获得诸多公司并购领域的奖项，您是怎样看待这些成绩的？
邬国华：首先，获得这些奖项是我的荣幸。一方面，这是客户、评级机构对我个人及团队的专业水平及服务理念的认可。我们的服务理念可归纳为STAR，展开来说就是“Solution”，为客户解决问题；“Teamwork”，各施所长，用最专业的人做最专业的事，同时强调团队合作；“Adding Value”，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以及“Responsiveness”，保证解决问题的时效性。
一言以蔽之，我们不仅以最专业的团队为客户提供及时的专业法律服务，同时还为客户提供商业建议，在商业上为客户带来价值。
另一方面，这些奖项也是对中国律师领导大型、复杂跨境业务的能力的肯定。
以往，重大的跨境投资项目大都由国际律师担纲牵头角色，因为他们在这些领域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强的执行能力。可喜的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律师，包括本人在内，以首席顾问的角色管理大型、复杂的跨境投资项目。这无疑是对中国律师过去二十几年在专业能力方面迅速成长的肯定。
《中华儿女》：您这几年的业务发展，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密切相关。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中国的企业如何能稳健地走出国门呢？
邬国华：结合这些年我在国外及国内的经验，我认为，中国企业要稳健地走出去，需要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分别是“国际化”和“本土化”。这个观点，我在去年参加“中国企业走进拉美”论坛时曾提出过。
在此，“国际化”是指中国企业应遵循国际商业惯例和游戏规则。具体来说，在高度市场化的欧美国家，其投融资市场已形成成熟的商业惯例和游戏规则，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在投融资方面也有近百年的经验。他们不仅内部有专业的团队，在具体项目上还会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因此，中国企业要做到国际化，必须要遵循国际商业惯例和游戏规则。否则，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的较量，就好比游击队碰上正规军，结果可想而知。
而“本土化”强调的是企业在完成投资后的整合及运行中要入乡随俗。这要求企业不仅要遵守投资所在国的法律，而且要了解、尊重该国的政治、社会、人文环境，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
《中华儿女》：“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设立，无疑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条件与保障，有利于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从法律的角度讲，中国资本输出存在哪些风险？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有效规避和防范这些风险？
邬国华：近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作为首席顾问，参与了若干跨境并购项目。比如，目前我们正代表一家准主权基金，就其拟参与收购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照明业务控股股份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这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30多亿美金。在这些项目中，我们在与客户分享成功的喜悦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国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诸多风险与挑战。
举例来说，对有国资背景的企业而言，在进行海外投资前，要充分评估投资所在国的政治风险，包括国家安全审查、行业准入及外商投资审查，对交易可能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个风险很难控制，因为这些审查的标准通常比较模糊，投资所在国对此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做的几个项目就是因为无法通过上述审查而被迫终止，而我们的客户当时已在这些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就政治风险而言，建议中国企业在投资前，应对投资所在国的政治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同时采取一定的策略，比如适当的媒体公关及政府游说策略，以增加项目成功的确定性。
《中华儿女》:我们注意到，您经常参加包括北京青联、欧美同学会的一些活动，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同时，您还与母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母校做一些事情。应该说，您的日常工作已经非常繁忙，如何还能抽出时间做这些事情？
邬国华：一路走来，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刚毕业求职那会儿，康纳尔法学院的代理院长John A. Siliciano教授的推荐信帮助我极为幸运的拿到了美国最富声誉的几家律师事务所的offers。这为我的律师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许我没有机会回报像Siliciano教授这样对我有启蒙或知遇之恩的人，但帮助有需要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感谢之情。这就是美国文化中所讲的“pay forward”吧。
《中华儿女》:最后一个问题，请您给新入职的年轻人分享一些建议和感悟吧。
邬国华：古语有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人，首先需要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存有一份热忱与激情，这样你才会为它倾心付出而乐在其中。
另外，要想在任何一个行业中出类拔萃，至少是十年磨一剑。因此还要踏踏实实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厚积薄发。而当把每件事都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时，成功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