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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金诚同达高级合伙人曹永明接受深圳某跨境电商（下称“客户”）委托，就客户某一款儿童辅助成长产品被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下称“CPSC”）召回调查一事，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涉案产品在Amazon平台的累计销售量约10万+台，若处理不当导致产品召回，公司将因此遭遇重大经济损失。

该案的特点：客户收到Full Report Request（“FRR”），客户确认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利用AI工具协助抗辩，不得要领，历时近半年，多次提出维修方案，均被CPSC否决，CPSC高压迫使客户尽快接受退款召回方案，谈判陷入僵局。此情况下，客户委托曹永明律师团队提供产品召回抗辩服务，曹律师团队仔细分析客户与CPSP沟通记录及客户提出的维修方案后，在关键技术点上提出改进建议，同时向CPSC申请多一次维修方案验证的机会，仍然遭到CPSC两次无理拒绝，曹律师团队没有放弃，据理力争，认为CPSC应保障被调查公司充分抗辩权，多轮交锋之后，CPSC同意了客户提出的更新后的维修方案，避免了退款召回方案。

法律实务角度观察，相较于收到Notice of Violation后的被动应对，企业在FRR阶段拥有更为充分的抗辩空间。然而遗憾的是，实务中众多企业在FRR阶段陷入被动局面：部分企业为节省成本而自行抗辩，因不熟悉CPSC的召回程序、权利边界及救济措施，且缺乏专业抗辩技能，出现无效应对乃至过度披露信息的状况，导致法定权利受损或召回范围扩大；另有部分企业反复提交无效维修方案，致使CPSC调查员丧失耐心，进而对企业施加强大压力要求采取退款召回措施，企业一旦屈服，则将承受巨大经济损失。探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企业不熟悉CPSC调查制度，亦缺乏系统的法律训练与实务经验。本文所述案例表明，在FRR阶段引入专业法律支持并体系化行使抗辩权，完全有可能扭转不利局面，在法律框架内为企业争取到更为有利的解决方案。